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日23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侵略势力向中国北方沿海渗透。
1858年清朝战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1858年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
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1858年6月27日,《中法天津条月》签订。
列强的步步紧逼,使得清朝政府不得不加强北方沿海的防御设施的兴建,尤其是对盛京腹地的门户——没沟营(营口)的防御熬费苦心。据咸丰九年(1859)二月十四日《增庆等又奏海口工程浩大请敕长芦山东将欠饷解交片》中称:“据称,该省没沟营,为由海入河总口,没沟营之北田庄台地方,前经玉明等奏明,安兵设砲,筑立品墙,团练乡勇。现在拟将品墙加高培厚,间设抬枪小砲,其东首之东弓湾,须添筑砲台四座,安设大砲四尊,东弓湾迤北立科地方,须筑砲台三座,安设大砲三尊……遵查奉天海口情形,拟择要安营设砲,请将山东历年积欠拨解饷银数十余万两,敕令如数解交等语。”〔1〕从《20世纪初期营口市街图》中可看出:品墙炮台位于西大庙以西,里皮沟东岸的辽河岸边,以抗拒从辽河口入境的外国敌船。而东弓湾炮台位于大官屯一带,此地从明代起便是屯军之地,在此地设炮台正面迎击从西向东而至的敌船。
炮台选址己定,余下的便是订购火炮的问题。据咸丰九年(1859)二月二十二日《僧格林沁:奏议覆奉天海口布置删减事宜折》中称:“二月十二日(3月16日)奉上谕:增庆等奏,遵查奉天海口情形,拟扼要布置,绘图贴说呈览等因。钦此。奴才遵即详阅该副都统等原奏,並没沟营海口图说,细加筹议……至所需大砲,奴才现将双港安设大砲並由京局运到砲位内,酌拨万斤大砲二尊,六千五百斤砲二尊,五千五百斤砲四尊,选派两翼砲营骁骑校各一员,砲手兵各二名……一俟雇妥船只,即行放洋。”〔2〕文中指出,订购各种类型的火炮共计8尊並随行炮手若干名。
清廷官员的办事效率还是蛮高的,至1859年10月,己运抵没沟营铜炮8尊,又增拨洋铁炮4尊。据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恒福又奏僧格林沁劳瘁请令陛见折》中称:“探闻英法等国,明春必来寻衅,并有不在津沽,而在盛京、山海关等处之说。虽夷情诡诈,未可尽信,而思患预防,理宜周密。现在山海关一带,业经僧格林沁奏请添拨兵勇驻扎。其盛京之没沟营、田庄台等处,据僧格林沁奏,前已拨解铜炮八位,现又拨解洋铁炮四位前往。该将军谅已布置周妥。所有兵丁,虽有奇凌阿等统带,不可无大员督率。著玉明俟来春冰泮时,即督带防兵,并新练之马队二百名,亲往该处驻扎。并著景霖激励民团,以助兵力。如有夷船驶至,即诱使登岸,痛加截击,聚而歼旃,毋得稍存大意。”〔3〕这些大炮当中也包括田庄台应安设的大炮。
然而,以上二处炮台还不足以抵御外来之敌,于是朝廷另拟在西弓湾的辽河口南北两岸重新添筑炮台八座、营盘四座。据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初四日(11月27日)《玉明倭仁景霖明春没沟营设防事宜折》中称:“惟没沟营之西弓湾,距营街十余里,河形至此湾环,折向西南入海。此处水势较深,中藏砂碛,船只到此,必须折戗方能驶入,实系咽喉扼要之区。若在该处水中设伏,並于岸上安砲筑壘,迎面截击,最为得力……西弓湾之防万不可缓,拟请即在该处南北两岸,添设砲台八座,营盘四座……並在适中之小庄子地方安设营盘,南可捍卫西弓湾之砲台,北可接应田庄台之后路……沟沟营现存大小铁砲三十七位,斤数较轻,均不适用,且系该处商民捐造。用以自卫,俱在营街並东弓湾一带分设。今僧格林沁由津拨解铁砲四位,一俟解到,奴才等即令运赴西弓湾安设。惟现拟添筑砲台八座,砲位较少,实属不敷分布。拟请添铸万斤铜砲四位,五六千斤铜砲十二位……于明年开河时,运赴没沟营海口,以资扼守。”〔4〕朝廷不惜血本,又添设重型铜炮4尊等,御敌之决心不可谓不足矣。由此可知,修筑营口西砲台的决策始于1859年(咸丰九年)。
由于清政府对所订条约迟迟不予换约,英法联军随即入侵北京。
1860年10月18日,英军火烧圆明园。
1860年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
1860年10月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
1860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通过清政府与英法两国签订的北京条约,中国在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又增设10处通商口岸,满足了他们进入中国沿海及腹地推销廉价工业品及进一步掌控中国的野心。而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东北共计100万平方公里的士地。
根据《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牛庄(营口)成为我国东北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所谓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对外轮开放,包括货轮及军舰。既然军舰可以自由进入各通商口岸,那么添设海防设施也成为无用之举。在此背景下,营口西炮台规划的实施也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中国沿海历经十余年的暂短平静后,于同治末年局势风云突变。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他们已取得的在中国的特权,欲加得寸进尺。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也向中国伸出了魔爪。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在中国周边发生了以下几起重大事件:(1)1873年法军侵越;(2)1874年4月日军侵台;(3)1879年中俄伊犁争端。
1、中法战争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亲如一家。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渗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沿湄公河探测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袭击并攻陷河内及其周边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今老街)的清军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威逼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流域,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各种权利。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逼迫清政府予以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1年7月,由法国总理茹费理主导的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军费用于越战。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趾支那海军司令利维耶(李维业)指挥法军第二次入侵越南北部,4月,攻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陷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队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防军队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1882年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法军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随即宣布要"为她的光荣的孩子复仇",拨给法军350万法郎,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还成立了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1883年8月25日,迫使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进而达到据越南而入侵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
2、日军侵台
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登岸,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其它人被清政府送回琉球。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在美国驻厦门总领事、自称"台湾通"的李仙得的协助下,遂即向清政府发难,欲乘机侵占台湾。
1873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中国,随员柳原前光到清政府总理衙门询问琉球漂流民被杀事宜。柳原前光提出:"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等回答说:"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柳原前光争辩说,琉球为日本的国土,清政府应惩罚杀害琉球人的番民。毛昶熙说:"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柳原前光说:"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达3000人,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驶侵台湾,并在琅峤登陆。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战死。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犯台湾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赶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本政府考虑到无法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于是转而采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台湾全部撤走。
日本首次对外侵略扩张选择的目标即为中国台湾,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暴露了日本霸占台湾的狼子野心。
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了琉球,设冲绳县。台湾的安全再次受到威胁。1885年10月,清政府下诏在台湾建省,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
3、中俄伊犁交涉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发生严重的政治社会动荡,反动回教封建主在陕西、甘肃和新疆地区建立了若干割据政权。1864年,南疆喀什噶尔回教封建主等向浩罕汗国求助。在英国支持下,浩罕统治者于1865年1月派阿古柏等入侵新疆。1871年(清同治十年),俄国乘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并向东进犯之际,出兵强占中国伊犁地区。1875年3月19日,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新疆等地。1876年,左宗棠结束北路战事。次年5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服毒自杀。至此,左宗棠西征取得决定性胜利。清政府平定新疆后,于次年派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1879年10月2日(清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崇厚在沙俄胁迫下,擅自签订《中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主要内容有:割让伊犁以南、以西大片领土;赔款500万卢布;俄商人在新疆、蒙古贸易免税;允许俄人经新疆至天津、汉口、西安陆路经商等。由于朝野的反对,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治罪。1880年2月29日,清政府正式声明拒绝崇厚所签之约。6月,清政府所任命的驻英、法公使兼任驻俄公使曾纪泽抵圣彼得堡,与俄谈判修订交收伊犁条约。
7月30日,曾纪泽及其随员抵达圣彼得堡。俄方以条约一经签订,不能更改为由,拒绝重议。几经交涉,才表示同意。8月23日,中俄双方举行首次改约会谈,曾纪泽提出还回伊犁全境,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边界仍照旧址,领事只添设嘉峪关一处,新疆贸易不能处处免税等六条"改约"意见。俄方认为这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决定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另派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和布策来北京谈判,以便就近对清廷施加压力。清政府获悉吉尔斯和布策即将来华,"深恐大局不可收拾",立即指示曾纪泽作出重大让步,力争在俄议定。10月2日,中俄圣彼得堡谈判复会。在此后的长期谈判中,双方就交还伊犁、赔款、喀什噶尔与塔尔巴哈台界务、通商、松花江航行、添设领事等事项进行反复交涉。俄方代表恣意勒索,态度蛮横,动辄以"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相要挟。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曾纪泽在双方拟定的《伊犁条约》上签字画押,并签订了关于赔款交纳办法的专条、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及其附件《俄商前往中国贸易过界卡伦单》。
以上几起中外交恶重大事件的发生,促使清政府重拾兴办海防的举措,营口西炮台的兴建又重新提上官方的议事日程。
参考文献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1318---1319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1326---1327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1680---1681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1691---1692页。
西市区史志办:李志远
2022年2月7日
微信公众号
官方微博
移动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