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与营口海口检疫医院
发布：2021-09-26 访问：31780 次
李志远
一 中国防疫制度的起源
1861年6月，根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英双方商定：将营口（牛庄）作为条约中的“牛庄……府城口”，对外开放。山海关监督福瑞作为中方谈判代表，“定于初五日（6月12日）前往英国领事公馆（营口三义庙），会见密迪乐（英国驻营领事），议及所定通商事宜，均按合约条款遵办。”【1】营口从此成为我国东北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
1862年，上海江海关公布了《上海口岸理船厅章程》8条。1869年又增加为13条，其中第9条规定“凡船只进口时内有瘟疫之事，须在泊界三里之外先行停泊，头桅上扯挂黄旗，若未有理船厅特准单据，不准有人私行上下”。
1864年5月9日，山海新关（东海关或称洋关）在营口正式设立，由英国人捷·马吉（J·MACKY）任首任税务司，隶属于北京的总税务司署。早在1863年，总税务司赫德成立了海关医务处，并在各通商口岸海关设置关医。
1865年5月，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苏格兰人詹姆斯·沃森被派往营口新关工作，他是中国东北出现的第一位西方医生。新关关医主要负责营口口岸的海关雇员、外籍人士及外国水手的医疗保健工作，此外，还负责船只的卫生检疫工作。当然，这“只是没有法规章程规范，因此方法不一、意见歧异，最终常常变成个人的行为，体现不出代表政府意志和百姓利益”。【2】
1872年2月9日，山海关副税务司赫政制订，港务长托斯·爱德金公布实施《牛庄口港口章程》共十一条，其中第十条规定：“凡带有天花和其它疾病患者的船只，必须在港口停泊界限以西一英里外下锚，并须自日出至日落于主桅上悬挂检疫黄旗。在港务长与检疫官未同意装卸货物之前，船上任何人不得离船。”第十一条还规定，违犯第十条者，将处以100银两以下罚金，并对营口港进口船舶实施检疫作出规定。当然，这个“章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港检疫章程”。
1873年初，印度、暹罗、马来西亚、印尼等南洋诸国又流行霍乱并不断向外传播，与之密切海上交通往来的上海港再度受到严重威胁。当年7月，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胡礼德（F·EWright）拟定检疫章程四条，呈北京总税务司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要求派医官登轮检查暹罗等有疫港口来船，以保护上海租界侨民健康及商务利益，并建议制定永久性条例，任命固定的港口卫生官员。总税务司认为，海港检疫虽与海关有关，但属地方行政事务，不过外国船只的检疫因涉及所属国领事裁判权，遂决定由海关与地方官共同执行，检疫医官则由上海道台从海关医官中选聘，受道台和海关税务司双重领导。上海首任检疫官为医官亚历克山·詹梅逊（Dr·R·Alex Jaimieson），并于同年8月15日正式开检。“从此上海港开始了中国最早的依章检疫，开中国国境卫生检疫之先河。上海也成为中国国境卫生检疫的发祥地。1873年也被定为中国国境卫生检疫的创始年。”【3】
1874年，上海港又重新修订并颁布了上海港卫生章程8条，爱国医生伍连德于1930年所撰《民国十九年前吾国海港检疫状况》一文中论及8条章程时曾称：“此章程并已颁布其它各港，一律施行矣。”意即沿海各港检疫均按上海港检疫模式办理。上海海港检疫模式成为其它各港创办检疫的样板。
十九世纪末期，营口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凭借便利的海上运输和辽河航运逐渐发展成为辽宁及东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与国内的上海等主要港口及国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和经济往来。然而，伴随着日益密切的国内外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疾病和瘟疫的跨区域传播也更为便利和快捷。1899年下半年，一场腺鼠疫突然在营口爆发，这是近代以来营口发生的第一次鼠疫流行，也是近代东北地区发生第一次大规模鼠疫流行，其时间持续长达4个半月，波及盖平、天津、烟台等地，直到12月初才告平息，“共死亡1610人，其中包括13名外国人（内有俄国人6名），”【4】“风声所播，闻者惊心”。【5】
“1899年满洲被鼠疫袭击，宣布有很多死亡。营口港第一个病例是从业医生（戴利）于7月上旬在营口城外一座村庄里（五台子村）发现的，去追踪这个病例确切的源头是不可能的，但似乎所有的迹象都指向由汕头或香港进入港口的轮船。汕头、香港与营口之间轮船航行不断，那时他们已经被传染，不久，这种疾病被确定是传染性瘟疫。”【6】
经过驻营外国使团近二个月的游说，“最后，中国政府捐助一万两海关银，使扑灭瘟疫的街道消毒等措施得以实行。……营口港的外国人居住区也进行了慷慨的捐助，最后所有的捐款都掌握在国际卫生局手中，作者（霍斯也称谢立山—驻营英国领事）被任命为国际卫生局主席。但是，当瘟疫开始出现缓和迹象的时候，约有2000人，大多数是青年人已经成为瘟疫的牺牲品。按照职责，国际卫生局马上用电报招募15名日本医生和一名日本卫生专家前来服务；准备专门的瘟疫观察医院（五台子病养医院）；购买了瘟疫墓地，并把墓地和为男人专设的墓地分开；把城市分为数个监护区，为了寻找病人，医务人员每天都在区内巡查；在每个监护区建立诊所和办公室，居民在那里可以获得帮助，医药免费供给，……作为自愿者，三名俄国医生也参加了工作。”【7】
当地“政府于辽河口岸边设海口检疫所一处，隶属于海关。对入港船只实施检疫，这是营口港最早的检疫设施。1900年，因检疫所没有隔离场所，于五台子村北建防疫院一所。”【8】当1899年末，营口腺鼠疫流行之季，在中外合作防疫机制下，驻营英国领事霍斯让人在营口圩子外五台子村租屋建立养病院，让贫病者有所安居。“医院地址在五台子村北，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创办”。【9】一场声势浩大的防疫运动，标志着营口是东北三省自办近代防疫事业的发祥地。
在港口方面，清政府迫于南洋诸国疾病流行和西方驻我国领事馆的压力，开始由山海关税务司筹办营口海港检疫所，隶属山海关税务司公署，税务司兼任海港检疫所长。1900年5月28日，山海关署税务司包罗制定了《牛庄口检疫章程》，同年6月11日营口港港务长公布实施。……1901年6月1日修订，《章程》共14条。”【10】当时，东北地区的海港主要有营口、大连、安东三处。而海港检疫权一般都控制在洋人把持的海关手中，大连和安东的海关都建于1907年，因而，它们的正式海港检疫都始于1907年之后。安东海港检疫史始于1911年东北鼠疫大流行，安东领事与海关于3月10日共同颁布了《安东大东沟口拟议防疫章程》，由安东海关医官那生具体负责防疫事务。由此可以判定：1900年营口海港检疫的肇始是东北三省海港检疫的先驱。
1900年8月4日，沙俄军队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占领营口，实行军政统治至1904年。而自1899年以来，营口地区的鼠疫时断时续，连续流行多年。“1901年8月至1902年1月，营口及附近地区疫死124人。”【11】面对营口的疫情，俄国民政当局为了维持他们对营口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他们“在丰济门内建筑了施疗医院，改修埠门外的寺院为避病院。”【12】而这座“充为一般贫民诊断的施疗病院，其建筑物是由所有者英国人某租借的。”【13】这个俄国施医院是一座二层红砖的英式建筑，其所有者为驻营英商源来盛洋行主人魏尼士，该地位于今万豪酒店西邻。至于文中提及的“埠门外的寺院”，应是指邰家屯天津寄骨寺。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一场大规模的霍乱瘟疫流行于中华大地。它北起黑龙江、南达海南岛、东抵东南沿海、西至湖广山陕的广大地区。“就北方地区而言，京津为中心的直隶地区；营口为中心的奉省地区以及冀鲁省际交接地带的霍乱疫情尤为严重。”【14】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恰逢光绪壬寅年霍乱大流行之时，历史的巧遇使《大公报》对发生于当年的疫情给予了极大关注，以下仅以营口为例：“＜牛庄患疫＞迩来时疫流行，不特埠内有之，而埠外三道沟、五台子、大水塘等乡庄亦有染患之人。受灾最轻者日或四五人、五六人不等，皆不敢报明俄官，恐被巡查，不堪其扰云。”【15】该事件发生在1902年6月份。几天后，又有关于牛庄周边乡间及相邻地区的霍乱疫情报导：＜四乡灾起＞近来四乡中瘟疫盛作，死人实多，牛庄东北三十里地，名高坎村农民二百余户。每日必有染瘟者四五人或三四人，吐泻缩筋、针药无效、越时身毙，无一能痊者。”【16】
上则史料唯提及牛庄乡间的严重疫情，牛庄埠内似乎未被重视，而在七月初一则“＜瘟疫继起＞”的报道中，《大公报》随后提到；“近时瘟疫又起，每日舁送病人由阜有门过者或八九人十余人不等，昨日由东街连抬出病人二十余人，末抬出一俄国病人，乘卧布兜呻吟不绝，皆送于俄医院调治。”【17】
牛庄等地的霍乱疫情在7月中旬之时又出现了反复，报道中称；“＜疫气复作＞、牛庄近日瘟疫又起，较前加剧，连日埠内死亡人口颇多。俄人颇为忧然，惮于查验，仅令死者家人备馆自殓，抬于黑旗地，自行掩埋云。”【18】还是由于俄人从严格“巡查”转为“惮于查验”，使得此次霍乱在域内涤荡了数月之久，直至秋高气爽的8月底才得以“瘟灾渐退”，然而十分不幸的是“鼠疫又在此地接踵上场了。”【19】
面对如此灾难，营口（牛庄）当地商民集资兴办养病院以拯灾黎，当年的办院立案文书记载：“（山海关道五城房李大人任）署奉天府盖平县为详情事，窃照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五日（1903年5月31日），据营口铺商义泰德、天合达等号禀称：为创设养病所，恳请立案。俯赐转详以安舆情事。窃营口通商之区。人烟稠密、瘟疫频兴，各国皆有洋医院而营埠独无养病所是以。去复疫作，洋医查验多有抬往洋医院者。缘华洋之风俗不同，治法亦异，商民皆为惊逃，生意萧疏于商务大有妨碍。……现营圩南有耿大人旧遗空营盘一所，内无房舍、外无居邻，商等欲在此创设养病所。共集资财造房百余间，此为商民养病之处。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6月13日）署知县祥德【20】”。建房耗资四万余两。
文中的“耿营”据说位于今市工人疗养院处，属五台子地界；文中的“养病所”的创建应是延续了1900年创办的（租屋）防疫医院。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香港地区疫病流行，营口港急需增派力量，于五月初四，经山海关道台批准，将当时营口施医院医官周贵生和防疫院医官郭钟韶二员、英籍医官达赖，统归营口检疫所领导，负责外轮进港时的检疫查验工作。
二 伍连德与东北鼠疫
1910年（宣统二年）10月起，我国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相继爆发了肺鼠疫，随后的几乎百分之百的病死率沿着东清、南满、京奉铁路迅速传播到东北各地、内蒙、山东、河北、北京、湖北、上海等65个县市，至1911年4月，疫情骤然停止之时，染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财产损失一亿元以上，是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危害最大的一次烈性传染病。
此次东北疫灾的流行，其传染源是旱獭。旱獭主要活动于满洲北部的草原，因其毛皮价值昂贵，加之当时世界皮毛市场对其需求旺盛，所以吸引了大批狩猎者涌到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捕捉旱獭，“1911年秋贩皮之猎人到其处者，约万余人”，【21】这些狩猎者一般将捕捉的旱獭带回工棚或肮脏的旅馆里剥皮，甚至煮食旱獭的肉以充饥，这一切无疑促使了鼠疫的暴发，而这些猎人和收购獭皮的商人首先成为瘟疫传播的中介。
早在1910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国西伯利亚的斯列坚克斯即已发生鼠疫，当时的俄方出于自身的防疫要求将有染嫌疑的中国人驱逐出境，从而直接导致了东北鼠疫的爆发。1910年10月25日，中国境内首先死于鼠疫的患者，即是从俄境刚刚归国之人。该患者于潜伏期间必与俄境达乌利亚华工棚内之人相接触，“故九月中旬忽有七人之暴死。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22】还有“俄人知其为疫，遂驱逐华人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其中有二人于九月十七日（10月19日）由乌拉站来满州里寄居，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染疾身亡，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疾症之起始。”【23】
在开始的一个月内，每日病患仅一二起，后来逐渐增加到每日十余人。截止到1910年11月15日，满洲里染疫华人134人，俄人4人，死亡华人77人，俄人3人。到1910年11月19日，满洲里“共病184人，俄人4名；华人死166名，俄人4名。”【24】而隶属于吉林省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在1910年11月25日也发现有居民死于鼠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发现了两名感染者。惊慌失措的人们开始沿着铁路向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奔逃。鼠疫流行的区域不断扩大，“沿东清铁路，逐处传染，未浃旬，蔓延奉、吉、黑三省。”【25】
疫情在各省区内部由点到面，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如当时的吉林省，最开始是在哈尔滨、长春等铁路沿线城市发现，逐步传播到其它中小城市。到1910年12月16日，“长春及省城均以波及。外府州县，其确有传染者二十二处。约占全省三分之二。而距铁路较近之区，如双城、宾州、新城各府，榆树、阿城两厅县传染尤为最烈。”【26】山东是向东北输出劳工的主要省份。在这场鼠疫流行中也损失惨重，“去腊至本年三月十一日为止，通计东省（山东省）传染至二十四县之多，实在毙疫人数共3052人。”【27】与此同时，疫情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向农村扩散。据当时媒体报道：“(奉天)若距离开原十里之某乡，自12日起患该疫者陆续发生，已达12名之多。各乡民因之异常惶恐。”【28】有些村落因鼠疫的流行甚至出现了全村人口灭绝的惨境，如在齐齐哈尔以西约120里的某个村屯俱化为废墟，并蔓延至其余村落。“乡间僻地传染甚速，甚有举家殒命，无人埋葬者，一时人咸有戒心。”【29】
1910年11月底，当哈尔滨死亡病例开始增多，长春、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陆续发现鼠疫病例，占领南满的日本紧随俄国之后向中国地方官员施压，准备强行派士兵和警察进入中国辖区，以阻止疫情向南满铁路中心城市，如旅顺、大连等地蔓延，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调动。12月中旬，清廷外务部给滨江关道发来专电，痛斥他们督办不力，并称将派某道员带十名医生和20名巡警前往哈尔滨。此时东三省总督锡良见外务部将派员，恐担失责处分，除严饬于道办理不力，还加派官员担任哈尔滨防疫专员。种种事态表明，此时的防疫检疫，对中国来说，已不是单纯的行政事务，而是一个急迫的外交事件。此时，一个令人尊敬的医学专家−伍连德先生出现在中国东北鼠疫防治的前沿。
伍连德祖籍广东，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东南亚的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槟榔屿，青年时期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后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作为传染病预防专家，伍连德有在欧洲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留学和进修的完整经历。1908年，伍连德来到中国，被任命为当时中国官方唯一培养西医人才的天津陆军医院学堂副监督，翌年赴伦敦、柏林等地考察，回国后升任该学堂的帮办。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12月20日，他接到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紧急电召，翌日即从天津赶往北京与施肇基会面。施肇基即通知伍连德将被派往哈尔滨，全面负责该地的防疫、检疫工作。
伍连德抵达哈尔滨后不久，紧急拜见了俄、日、英、美、法驻哈尔滨的领事官员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第二天，他拜访了滨江关道于驷兴。伍连德认为于驷兴虽态度诚恳，但不通英文、俄文，根本无法与当地俄人直接交谈，自然不能有效处理相关交涉事务。给伍连德留下最糟糕印象的是滨江厅同知，时任傅家甸防疫会长的章绍株，其穿着随意、说话含糊，一个吸食鸦片的烟鬼，包括警长柳德臣。“很明显不能期待从这两位对疫情危险性一无所知的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正是这些人的无知，才使得疫情向更远的南边扩张。”【30】于是，伍连德采取强制性防疫措施时完全抛开中国当地官员，“更多依靠从长春抽调来的1160名士兵，临时招募的600名警察，以及不到10名来自天津、上海的医生和医学院学生，而非此前在当地检疫、防疫中起主导作用的商会和自治会。”【31】自伍连德抵达哈尔滨之后，很快就成立了防疫局，招募救急队，实行强制检疫。
营口作为辽东半岛重要的通商口岸，汇集了大批民族商人、油坊和商号及外国洋行。甲辰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占领了大连港，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通过“不等距离等价运费”政策，不断强化大连的国际贸易港地位，致使有更多本土商业的营口港每况愈下。在鼠疫蔓延过程中，当地官府除聘请留学日本的著名鼠疫专家郭某担任防疫局长之外，还延聘了3名日本军医和2名医师，采取了严格的逐户检查、隔离病患，以及驱逐和囚禁游民的政策，使得当地日文报纸也认为中国官府向来敷衍了事，唯独此次防疫“尤可称卓然，前此之所无也。”【32】而这种严格的检疫也给当地支柱产业一大豆榨油业，带来极大的影响。有报道称：当时交通隔断，大豆运输停顿，各油坊无豆可榨，“故资本微末者，倒闭不少。”【33】当疫情逐渐平息之后，日本方面仍胁迫中国官员继续港口检疫。1911年3月18日，日本驻营口领事太田喜平照会营口道台，要求来自疫区的辽河牛槽船一律在港留验七日。3月23日，营口道台与商会商议后致函日本领事，质问来自上游运送大豆的船舶，需要三四天到达营口，加上留验三天，即已七天，何须还要另外留验七日？3月28日，天合栈、裕丰栈、复兴栈、长顺福等30家客栈同业公会致函地方当局，秉称此时日占大连港的检疫早已停止，营口仍需检疫，“彼宽此严，行之以久，其气象被其暗夺，将来商务上受其影响，犹大而甚也。”【34】再至4月17日，鉴于疫情逐渐平息，各地渐次开放交通并停止检疫，而营口的防疫仍未驰禁，以致交通阻绝、商务窒碍，营口商会愤起致函道台：“各商诚多困穷，危险之机,亟宜从速振兴，以安市面。”【35】此次东北鼠疫，“辽河口附近的营口港，因为冬季冰封，港口停止使用，海上交通断绝，也逃过了鼠疫的魔掌。”【36】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据后来主持扑灭这场鼠疫的伍连德等统计，“这场鼠疫黑龙江死亡14636人；吉林省死亡22222人；奉天省死亡7114人，三省总计43972人”【37】加上未经登记的死亡者，实际东北死亡人口应有6万余人。东三省当时的人口总数16925308，另外，山东、直隶等地也有几千人的死亡。
当这次鼠疫呈现出大面积蔓延之时，出于人类至爱的动机并鉴于中国传统的防疫手段难以应对此类重大传染性疾病，东三省总督锡良建议清政府邀请各国专家召开医学大会，共商防疫大计。清政府批准了锡良的建议，并于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在奉天（沈阳）成功主办了奉天国际鼠疫大会，与会者包括中、日、俄、英、美、德、法、意、奥、墨、荷11国的医学专家。4月3日上午10时，奉天国际鼠疫大会隆重开幕，大会选举我国著名公共卫生学专家伍连德担任主席，130余名各国专家及使节参加了会议。最后，在伍连德的推动下，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提出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的设想。如会议决议案第13条指出：“必须对肺鼠疫患者进行隔离，应急和常设的隔离医院应该是有益的”【38】；第42条指出：“应该建立一个常设的卫生核心组织，当鼠疫爆发的时候，能够迅速扩大”。【39】这是该会议最大的成果之一。
“在中外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防疫处于1912年10月1日正式成立”。【40】初期隶属于北京外交部，后期实归东北政务委员会领导，该机构最初名称为“哈尔滨防疫院，”后改组为“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随着管辖地域的不断扩大，1918年改称“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1930年再次改组为“东北防疫处”【41】。伍连德任总办兼总医官。当年外交部致黑龙江都督的公函中称：“敬启者，东三省防疫善后事宜，……先在哈尔滨、爱珲、大黑河、三姓、拉哈苏苏、满洲里等处各设防疫医院一所，聘请精通中外医理之人为总医官，管理各医院事务。……本部现仍派伍连德为总医官前往哈埠，筹办一切。……应请贵都督加予委任（1912年11月5日）。”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加亲批：“伍连德可以加状委任，应详核（1912年11月17日）。”【42】
伍连德回到奉天，拜会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转达了奉天国际鼠疫会议的决议，赵尔巽即表赞同，拨出奉天库银14万两用作防疫医院的开办费用，吉林巡抚陈昭常也划拨120亩土地兴建哈尔滨医院。哈尔滨医院（滨江医院）于1912年最先建成， 作为防疫处的总医院和行政机构北满防疫处“两位一体”，伍连德兼任滨江医院院长。此后陆续建成拉哈苏苏（1913年）、三姓（1913年）、大黑河（1914年）、牛庄（1918年）、满洲里（1924年）防疫医院。
关于营口海口检疫医院的建设，伍连德在其著作中披露：“牛庄海港检疫所，是一所完善和最新系列的医院，自1917年开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主持建成（1920年）。1931年10月15日，连同所有职员均移交给海港管理处。”【43】早在1917年就筹办此院的建设。“1918年防疫处的工作范围有了扩展，当时有一笔专门拨款用于在南满的港口牛庄建立一所检疫医院。于是防疫处的名称便删去了‘北’字而更改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原称‘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44】款项由海关拨付。
“东三省防疫总处于1912年建立后，立即承担了该地区控制流行性传染病的全部责任，并建立了必需的防疫医院。附带说明，1919年海关拨款60000元，在牛庄建设一所检疫医院，并提供每年24000元运行经费。”【45】1919年资金才下拨。“牛庄防疫医院是我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监督建设的诸多医疗机构中的最后一个。若干年来，由于霍乱经常从上海、朝鲜和日本来袭，各界民众已觉察到需要有这样一个机构，但是直到1918年，必须的拨款才最终批准。1919年开始建筑施工，1920年7月10日完工并正式开办。”【46】
起先，营口道尹荣叔章任名誉总办，伍连德兼院长。医院开办时，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特命时任辽沈道尹史纪常代致词勉励。驻营口俄国总领事索阔夫也给伍连徳写了祝词。此医院平时按普通医院章程开诊，遇有时疫发生，则以检验进口轮船客货为其主要任务。伍连徳因肩负东北防疫总处总办重任，常驻哈尔滨，由杨延晃(医学博士)代理院长，设有医官2人，男女看护若干人。经费由海关支付，每年需银15000两。
三、海口检疫医院的沿革
关于这所医院，有资料披露其概况：“海口检疫医院，在共和桥西街，于前清宣统三年春东省鼠疫蔓延，因有防疫医院之设。迨疫除后以经费不充，就其基址为官医院，收归地方办理。然遇有痢疫，海上轮船入口，遂由海关洋员操检疫之权。荣道尹以为与地方主权有碍，由省署咨请内务部暨税捐督办会商办法。当派伍连德博士来营调查，于民国九年，组织成立。择定习艺所旧址，北临河岸、西界外皮沟，建筑房屋八十余间，诊疗各室极为完备。平时按普通医院章程开诊，遇有时疫发生则以检验进口轮船客货为其主要任务。每月由海关拨给经费银一千二百五十两，以道尹兼总办，税务司兼会办，伍连德博士为院长，设总医一人、医官二人、看护男妇各若干名，迄今微有变更”。【47】
营口海口检疫医院内部设施：“新建筑由普通病房、消毒室和传染病房组成。普通病房是一幢壮观的红砖水泥建筑，东西162英尺，两侧配楼进深各80英尺。前面有两个门，东边供私人和急症患者，西边供一般求诊者出入正门，两侧为普通病房，附设看护室、厕所、浴室和实验室。每个普通病房至少可设10张病床。东翼楼设总手术室，室内白色瓷砖墙裙。麻醉室和消毒室各一间，男女优等病房带有专用浴室和厕所。西配楼为门诊部、候诊室、医师诊察室、伤员包扎室、药房和药库，以及细菌学实验室。中间的楼梯通向医官住所，那里有他们自用的起居室、备餐室、厨房和卧室，所有家具都是医院提供的。”
“出了后门，来访者可沿碎石小径前往大厨房和看护的住所，那里有卧室、食堂和淋浴室。另一条路通往消毒室，那里装备着英国制造的大型高压蒸汽消毒器，可为寝具、床垫及普通衣物消毒，毗邻处是按卫生要求装备的洗衣房。
第三处建筑包括水泥地面的隔离室，收容确诊的传染病患者。室外朝南有宽敞开放式长廊，紧急情况下可安置病床。这些病房有专门的看护室、浴室和厕所。整个院落占地3.5英亩，以装饰了木栅栏的红砖围墙与外部相隔。这组建筑造价60000元，内设病床45张，所有的设备都非常现代。”【48】
“1922年，朱桐医师（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士）来防疫处工作，被派往牛庄（今营口）负责新建的医院。”【49】
“1923年，医院增建了6间砖墙水泥地面的隔离室。每个病房都有一盘卫生睡炕，有防虫防尘设置，专为那些留院观察者居住。每一间病房可容纳60人，因此一次至少可以容留400人。第二组建筑物花费了30000元”。“张作霖大元帅曾捐赠6000元购买土地。牛庄海关税务司韦克菲尔德先生在他的四年任期内多方奔走，游说他的北京上司和地方当局，力陈这所检疫医院的需求”。【50】此时除上海外，中国其它港口都还没有隔离所。
作为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参与营口检疫医院的建设，也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虽然伍连德博士从不提与奉系的政治联系，但营口作为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范围，如果没有亲日派张作霖的支持，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不可能将业务扩展到营口。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入关控制北京，当时的《外交公报》从1924年第33期开始，连续刊载防疫事务总处的季报和年报。张作霖是想通过宣传东北防疫成就，来增加奉系政权的合法性。而伍连德与奉系军队之间的联系也相当密切。1924~1925年，海口检疫医院先后向营口江防海军、陆军补充旅借用房屋，作为临时隔离所。此外，“海口检疫医院曾协助奉系检验新军。从受验时间来看，这些军队可能参与了第二次直奉战争。”【51】可见伍连德在东北期间卫生权利的扩张，与奉系军阀的扩张保持着同步。
1920年之前，营口海港检疫事务一直掌控在营口东海关手中。海口检疫医院建立后，创造出一套特殊的运行体制。“在新委员会中，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处长、税务司与海关医官担任帮办，同时税务司还兼任会计。海关医官与驻院医官负责日常工作。”【52】营口检疫新体制的意义在于：第一，医院总办为辽沈道尹，这意味着奉系确认了对营口检疫的主权。第二，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处长伍连德虽然仅担任委员会帮办，但营口历次报告都是通过伍氏呈报，营口驻院医官也都是总处职员，伍连德事实上是在假辽沈道尹之名，行防疫总处南扩之实。第三，虽然营口海港检疫事务脱离了海关控制，但营口海关税务司仍在委员会中担任帮办与会计，既给了海关面子，检疫医院也得以继续获得海关经费。第四，营口海关医院名义上直属外交部，定期向外交部提供报告。作为享受海关经费的央属机构，在军阀混战时期，财政上不仰仗奉系，使得营口检疫医院能与奉系保持距离。从而使得营口海港检疫医院成为全国唯一的由中国人主导的港口检疫机构。
民国13年(1924)，防疫院院长邵承富兼海口检疫院院长，经其捐款修建楼房一座(39间)。另有洋式房74间，外有小房一间，厕所二间。
1926年夏天，上海发生霍乱，遂即哈尔滨、吉林、大连、安东、营口等处疫情接踵而起。因此，当年的营口霍乱具有全国性，它主要是由上海等地经海路传入。“今岁夏初，南中天时不正，沪地鼠疫骤现，不数日延传及于营埠。市内居民罹疫而死者日有所闻，人心彷徨，如临忧患”【53】。营口成立临时防疫处，伍连徳任名誉负责人，经常来营口视察。营口当局虽然也采取了严格的海关检查，但不能完全阻挡疫情来袭。从8月19日起，市民中相继发现霍乱病人，染疫人数骤至数十人。
1926年营埠霍乱流行时，当局指派委员会同该管警察实行水上及火车检疫，以防疫情蔓延。“自津沪等埠发现虎疫后，本埠领事团曾一再协议防疫计划。兹经议决，由七月十五日起实行轮船检疫。凡由津沪来营之轮船，非经港务局派员检查并无染疫者，方准登陆。”【54】营口海口检疫医院在防范霍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检查出多起疫情，避免了瘟疫的大规模泛滥。“兹二十一日太古轮船成都号由沪搭载客百余名抵埠。当由医生费利浦大夫前往检查，当检有俄人一名，染有疑似虎列拉者，当奔赴海口医院隔离治疗。”【55】
营口疫情发生后，海口医院院长伍连德“当即来营与佟道尹共商防疫办法”【56】，“并担任营口临时防疫处名誉总办（8月19日改立），代理杨院长也出任防疫主任。海口医院医生宫威明、陆品三等人也成为防疫医官，加入防疫行列。海口医院不仅帮助检查港口往来船只，防止疫病传入，还将医院设为营口临时防疫处的防疫医院，并在医院中设立隔离所，积极进行防治工作，为营口成功地控制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整个防疫期间，海口医院总共无偿提供预防注射药液价值433元，各种防疫药品1018元，还资助隔离病人膳费96元，共计1547元”。【57】海口医院本属海关检疫机构，专司船舶及河北京奉铁路等处检疫事务，与陆上防疫并无关系。这次防疫却能竭尽全力，最终将疫情遏制，这也是当年防疫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1927年（海口医院）又费洋九千元，添造旅客检疫室一所。”【58】“1928年7月三期工程竣工，建成医官室、检查室各一处，检疫医院遂告建成，全部建筑费用关平银11.2万两。”【59】
“1929年，（海口医院）由杨敬之接任院长。”【60】
海港检疫属于一国主权范畴，外国不得干涉。但是近代中国海港检疫权却受西方控制。
检疫“以西人主其事。外洋船舶进港，必经此处查验，每于华人多所留难，受其辱者，殊堪发指，而于西人入口，则不加查验，纵之使去，夫验疫处为吾国所设，而犹蔑侮华人，使行旅视为畏途，无怪乎华工华侨之远涉重洋而受彼虐待也。” 【61】就检疫外人生硬、粗暴的态度，一位亲历者痛诉道:检疫人员时用手猛插旅客肘下及股际私处，如站立不牢，几至倾跌，或令含玻璃管以验热度，稍有疑似，即拘至院内监禁。甚至还有检疫人员令旅客鱼贯绕走一二周，以为笑乐。如脚步稍觉滞缓，则被视为有疫之人。无病之人常被查验人员说成有病，强行送到隔离病院。至査验妇女，尤惨不忍言，“曾有及笄少女被其拘去，该女紧牵母衣，呼号欲绝，后经该船买办说情，始准其母随往医院。”【62】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国家主权观念的提高，中国政府才提出收回要求。1930年7月1日，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在上海设立，收回全国海港检疫权才由口号变成现实。
中国的上层精英们，因此早有收回检疫权的想法，如著名的商人郑观应，就曾致书南洋商务大臣，指出外国检疫医官常常苛待华人，希望能由中国医生主持检疫。“然我华人无论上下官绅妇孺，在房舱、统舱者，皆须分班站立船面，鹄候西医上船察验。时闻有官绅致被凌辱，视同奴仆，甚至无病而强拉上岸入医院，用硫磺熏蒸其衣服者，不胜枚举”。 【63】
早在1929年1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函请外交部，请求电令驻外各使馆调查各国海港检疫章程及其近况，以备参考。7月26日，该部函请国际联盟卫生局局长拉西曼博士以顾问资格来华指导。“11月14日，卫生部防疫司司长蔡鸿、参事黄子方、东三省防疫处处长伍连德陪同到上海、天津、营口、安东、广州、汕头、厦门等处调查”【64】1930年5月19日，行政院批准卫生部指派技监伍连德筹备接收事务。6月28日，卫生部颁发《海港检疫章程》，明确规定海港检疫归卫生部管辖。7月1日，卫生部在上海成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任命伍连德担任处长及技监。同日，首先接收上海港检疫权，成立上海港检疫所，江海关将上海检疫人员、器械、及设备于当日移交该所，其余各港于2年内接收完毕。在海关的配合下，伍连德等又相继于1931年10月15日接收牛庄、安东等港。“最近伍博士已就职……通过接管哈尔滨及牛庄（营口）防疫机构账目亦将上述两处完全接收。”【65】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6月，日伪当局在接管山海关的同时接管了营口的检疫医院，由伪营口税关管辖”【66】。而医院的“现任院长温锦昌主其事，（院内）设普通科女护士长一名、外科医官一名、药剂师一名、看护男女共数名，其规模颇为宏敞，成绩尤为卓著。”【67】
1932年6月，营口又发生一次霍乱疫情，据文献报道：“牛庄一埠，人口有30万。本年继上海天津之后发生霍乱，幸事前已有相当之准备。关于卫生宣传、灭蝇工作、消毒饮水，及检查进口船只等，皆尽力推行。至六月二十四日始有第一例真性霍乱发现，而最后一例则发现于九月二十三日，故本年霍乱流行期间，凡九十二日。总计患者共六十六人，其收入海港检疫医院治疗者四十六人，死去十六人，其死亡率为百分之三四·七八，而所死亡之十六人中，内有六人入院后随即毙命。患者性别：在六十六人中，男性四十九人，女性十七人。患者年龄：系在三岁至七十八岁之间，以三十岁至三十四岁之间者最多，计有十四人；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及三十五岁之间者计各有九人，传染区域多在平民丛集之处。至于受预防注射人数，计城中受注射者凡六九〇二六人；乡村七〇五一人。此时霍乱流行，能如是轻微者，无非豫先防范得力之功也。”【68】营口的检疫医院应功不可没。
营口海口医院于“1933年7月25日改为伪民政部卫生司管辖，更名为营口海港检疫所，日本人木村胜喜任代理医长。1937年7月又移交伪营口税关管理，下设检疫科，管理检疫医院及检疫事务。”【69】
1937年4月，伍连德出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会长。七七事变后，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八一三淞沪抗战事起，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西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
“1946年，国民党当局将营口检疫医院交由卫生部管理，山海关暂代卫生部管理检疫医院房产”。【70】
“1949年4月13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派郎中元等9人来营口，筹建营口检疫所。所址仍为原营口海口检疫医院旧址”。【71】所内设有技术室(统管接种、签证、化验、消毒、留验)、东码头外轮检疫站、西码头国内渔轮检疫站、渡口国内货轮检疫站及药房、总务科等机构，编制22人。所长郎中元，副所长王永祥，技术室负责人金思涛，东码头负责人刘贵德，西码头负责人石金诚，渡口负责人王维常，签证室1人，药房1人，总务1人。
1949年9月划归辽宁省人民政府领导。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于北京召开全国交通检疫会议，同年6月将营口检疫所划归东北人民政府领导，定为三等所，並更名为营口交通检疫所。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外轮停止进港。1952年以后，国外航线由大连港受理检疫，营口港主要受理国内各航线之检疫。
1954年8月，因没有外轮检疫任务，营口交通检疫所撤销。营口海口检疫医院走完了它35年的非凡历程。
1960年1月21日，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退休医生去世了。81岁的伍连德安祥而坦然地离去。尽管他本人对新中国充满信心，早将在北京的故居捐献给国家，供中华医学会使用，可是他宁愿以一医者终老而没有回国享受应有的光环。
四 结语
本文仅从营口近代防疫检疫史及海口检疫医院的发展史，揭示了内蕴丰富、感人至深的伍连德精神。而爱国主义精神融入了伍连德全部卫生防疫实践，也是伍连德精神的核心所在。伍连德为之奋斗的中国近现代卫生防疫史就是对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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